大约在公元一九九五年以后,我就开始感谢我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了,几乎每天都要用一部分时间感谢他和他，这种感谢不是一种物质的传送，而是一种精神流通渠道的阻滞。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属下还有一位打工族在一边儿持着矛一样的桃枝感谢他。因而这种精神的传送往往只能穿越于窗前啁啾小鸟的羽毛，最多只能打在摆在隔壁房顶的几坛盆景的叶片上，就被弹了回来，形成了精神上的自我鞭辟。物质之于精神，好比汽车行走之汽油，离开之，就寸步难行。物质的重要，我是时刻有着清醒的认识的，符合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观。让物质恰当的流动，从物流到商流，从而产生质的飞跃，精神的台阶自然又上去了几级。对于那些光顾着清高的人来讲，则是离地狱又接近了几步，这是一个以堕落为时尚的时代，另类思考武装了众多需要铐打的灵魂，尽情地麻木下去就够了。可是我，缺乏投资的勇气，不肯拿出只有相当于“一个鸡蛋的家当”，只能与之进行“灵魂的对话”——空对空。这种缺乏基础的对话，怎能真正地抵达灵魂的彼岸呢？意识只有对物质而不是对精神具有能动作用。我如今已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了，只是我：不企盼/每一次能成功抵达/却希望/每一次能成功出发，本能地努力着而已。

       现在，我又满怀感恩之心，感谢我的现任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从时间上算，又已是匆匆的四年多了。感谢他，闭上眼睛就是天黑，睁开眼睛就是天亮，感谢他，坐地日行八万里，感谢他，风吹雨打芭蕉叶，酒肉穿肠过，月亮苍白的笑容，在澄清的湖面上轻轻滑翔。感谢啊，感谢！而这总是不够的，我的血是热的，人是好动的，确实想认认真真干点事情的。朱建纲先生云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忠诚、感恩等四个内容。关于忠诚，我没有什么多话讲，对一个企业要如此，对一个国家要如此，反右，文革，两场仿佛专门为考验人们忠诚度而设计的运动，不少人挨了整。这挨整的人就有到处解释的：这好比娘打了孩子。这娘打孩子太正常了，几巴掌把孩子打死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娘虽然打过孩子，孩子却常感其恩。我们把当初的疼痛或者伤痕根本不放在心上。对企业满怀感恩的时候，我往往喜欢把企业的形象想象成那古老的水车，慢慢吞吞，不急不忙的样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毕竟还有一碗饭吃，现在来了一个危机感，像一只老鼠，偷偷噬咬我精神的稻谷。

      “勉远逝而狐疑兮，熟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这是屈原《离骚》里的一段诗，其意照抄岳麓书社2001年版吴广平注释的《楚辞》：远去高飞别犹豫迟疑，怀春女子怎会放弃你？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又何必迷恋故里？这里的芳草暗喻明君，诗人找灵氛占卜，请他指示出路，灵氛劝诗人离开楚国，另找明君。但诗人并没有出国，像苏秦、张仪那样的连横、合纵。诗人的专长是写他的骚体诗，并因人生的挫折而使他的诗吟诵起来更响、更绝，诗人的本职工作却是政治，搞的还是顶级政治，摆弄的是国家机器，哪儿那么容易呢？因郑袖、子兰等人进谗，楚王和诗人日益疏远，诗人报国无门，满怀抑郁和悲愤，继遭贬谪和流放，深入楚国腹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艰难甚至是饱受苦难的探索和理想追求，始终没能实现他的治国抱负，而历史总是前进着的，并未因他的投河高蹈而停滞。也就是讲，楚怀王们通过对屈原的贬谪和流放，楚国最后灭亡了（至少是原因之一吧），而历史前进了。

       能在一个企业混日子，我常怀感恩之心。屈原倘若能为一个国家混日子，相比之下，档次大不一样，遭受苦难，更是一笔财富，更应怀有感恩之心。假如阴界设有电信公司，我一定要打个电话和屈翁讲，你一定要好好感谢楚王，感谢那几个佞人，感谢他们把你贬谪和流放，正是这是种事业上的不如意，才造就了你诗艺上的不朽成就。我不断地摁键，拔通那些因遭到压制，倍受肉体和心灵的苦难而造就一番事业的古人和今人，对他们讲，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在压制、打击人才上是有功的，尽管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能被他们搞垮、拖垮，只要“历史又前进”了，我们就要常怀感恩之心，多说几声感谢。

感谢！